小曹無意中看到第十經濟觀察室的文章，說到關于馬來西亞的前世今生，覺得相當中肯和全面，于是就轉發到了自己的博客上來，希望對想要了解馬來西亞的各位有用。

舊夢：中世紀第一世界的強國記憶

每一位馬來人都有一個巨港強國的回憶：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曾經的三分天下（充當海上絲綢的貿易中轉點），稱雄東南亞諸國，構成了馬來人身份認同的最直接來源。

在公元7世紀-14世紀（大約相當于中國唐朝到明朝初年的歷史），三佛齊占據了今馬來西亞的大部，印度尼西亞的西部，首都設在巨港城；三佛齊人民風彪悍，善于水戰，他們為廣州的阿拉伯商人運貨回中東提供補給中轉站，也為印度商人來東南亞貿易提供武力保護，以此獲得了巨量的國際貿易利潤，因而國力強盛，稱霸一時。

盡管三佛齊的很多國王接受了中國皇帝的冊封，也履行了朝貢的義務，但三佛齊人仍然認為自己是獨立于阿拉伯與中國之間的第三方勢力，他們甚至鼓勵本土學者，尋找以及創造自己文化的獨特性、優越性。

如果說中世紀（5世紀-15世紀）有第一世界的話，三佛齊人認為自己和華夏、阿拉伯屬于第一世界，歐洲、非洲以及東南亞諸國屬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

三佛齊滅亡后，馬六甲王朝繼承了衣缽，但馬來人的信仰卻從佛教逐漸轉移到了伊斯蘭。

馬六甲國王從永樂皇帝的冊封中獲得了法統，從鄭和主導的西洋貿易中，得到了充分的好處，馬六甲得以重新統治馬來半島，但歷史很快進入15世紀，葡萄牙、荷蘭以及英國先后到來，馬六甲王朝分裂為數百個的大小邦國，馬來半島也逐漸淪為半殖民地、殖民地。

在葡萄牙、荷蘭以及英國的爭斗中，英格蘭人最后獲勝，1874年，英國通過《邦咯條約》，將馬來西亞各邦變成自己的保護國，然后以海峽殖民地（新加坡）為前進據點，通過軍事威脅、經濟利誘、民族挑撥（華夏人、印度人和馬來人的爭斗）等高超的統御技巧，又將馬來各邦國變成直屬管轄殖民地。

盡管英國殖民壓迫異常殘酷，但客觀上也為馬來半島的統一提供了最好的溫床。早在三佛齊王朝分崩離析后，馬來半島就分裂為數百個大邦國、小貴族領主（馬六甲王朝只實現了部分統一），隔離500年，都宣稱擁有獨特的文明。在經濟和政治、文化層面，隸屬于不同的大國：如馬來北部的吉打邦、吉蘭丹邦以及丁加奴邦，是暹羅泰國的勢力范圍；西部海岸的馬六甲州、雪蘭州與蘇門答臘島（今屬印尼）東海岸的人種更為接近，

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都是以貿易立國，馬來人因財而聚，并沒有形成很強的向心力文化，隔離數百年，獨立情緒更盛。英國殖民者通過暴力手段，把這些獨立邦國完成了行政隸屬的統一；同時在馬來半島建造鐵路、海港，以方便為歐洲提供錫礦、橡膠、木材等原材料，客觀上讓馬來半島完成了市場的統一；而英國特別是日本殖民馬來半島期間，通過刻意排斥華夏人和印度人，制造民族矛盾，強化穆斯林信仰+本土生的馬來主人地位，形成了馬來人民族認同的統一。

行政隸屬、市場、民族認同三統一，量變引發質變，喚起了馬來人，國家獨立和民族獨立的思潮。

裂變：馬來西亞的新文化運動

國家獨立和民族獨立的思潮萌芽后，首先第一個問題就出現在馬來人眼前：為什么馬來人落后了，為什么馬來人先后被葡萄牙、荷蘭、英國殖民？

或許是受到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啟發，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精英也開始討論一些觸及靈魂的問題：為什么馬來人沒有“塔瑪敦”（tamadun）。這是一個新造的詞語，用以指技術文明，與中國文化精英反思儒家文明為什么沒有誕生科學和民主一樣。

在當時的一個表達現代主義伊斯蘭雜志《伊瑪目》上，穆斯林精英沉痛的說：馬來人被白種人征服了，我們要行動起來，團結起來，‘反帝，反‘封建’；通過加強傳授下一代西方技術，實現馬來西亞的獨立和富強。

但是，由于近代的馬來半島上，華夏人、印度人和馬來人三分鼎立，華夏人一度超過了一半人口，占據著城市中心、控制了馬來半島上大部分的商業和礦產資源；穆斯林精英擔心對傳統[全面否定]，[全面西化]，將使得馬來人失去團結的紐帶，在與華夏人競爭中，被驅趕出馬來半島。

在馬來亞人薩赫恩.艾哈邁德撰寫的一部影響力很大的小說《部長》中，虛構了一個未來：華人掌控國家，馬來人被驅趕到叢林。《部長》暴露了馬來人對華夏人深深的恐懼，是馬來版本的《黃禍論》。

所以，為了對抗印度人和華夏人，穆斯林一些開化精英和青年才俊對傳統與宗教的落后面批判淺嘗輒止，不夠深入，現代化、世俗化的理念僅停留在精英上層，并沒有深入馬來民眾的人心，效果非常有限，這對此后馬來西亞進行現代化、工業化，起到了非常強大的拉阻效應。

重生：馬來官、華夏商、印度農的混血馬來

1957年，馬來西亞取得了獨立，但直到1970年之前，馬來西亞的經濟發展重心是在消除華夏人、印度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經濟差距，更直白的說：通過政治博弈，從華夏人、印度人手中，爭奪更多經濟權力。

由于歷史的原因，在英國殖民以及其后的日占時代，馬來西亞形成了殖民者和馬來人掌握官僚系統，華夏人控制商業和采礦業，印度人喜好種植園的格局，也就是說，馬來半島的經濟大半被華夏人占據，城市中心居民也主要是華夏人，獨立后的馬來人想要改變這種狀況。

所以，除了接收英國和日本的殖民產業外，獨立政府再次強化了馬來人在政治、經濟、教育方面的特權。

代表華夏人和印度人權益的政黨馬華公會以及馬來印度國大黨，[竟然]承認了馬來人作為“大地的子女”的主人地位，接受馬來西亞官僚系統中馬來人的數量占80%（但獨立時馬來人的人口比例還不到50%），接受馬來語作為官方教育語言，接受馬來學校中馬來人多占名額，接受華人辦的企業，必須由馬來人參與，且給予股份。

作為回報，馬來政府承認華夏人和印度人作為馬來西亞公民的一分子，同時掌權的馬來人還致力于培養一種新型馬來公民：他們忠誠于國家，而不是任何民族、宗教和社區；把馬來官、華夏商、印度農打造成一個有高度認同感的混血馬來人。

不過，這種對華夏人、印度人的公開歧視，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后果，是導致馬來西亞工業化功敗垂成的一個關鍵因素，這個我們后面的章節會專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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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1957-1969年，馬來政府重心在華夏、印度和馬來人的經濟權力博弈，經濟成就一直不溫不火。

1970年，馬來西亞仍然是一個標準的農業國：制造業產值占GDP比例不到13%，在當年出口的5種主要商品中，仍然以橡膠、錫、木材、椰子等農產品、工業原料為主，占據了出口額的78.4%。

盡管如此，這也是英國留下的寶貴遺產，英國通過殖民時代的運營，為馬來西亞奠基了錫礦、橡膠等初級加工業的基礎，并通過建造鐵路、港口和城市，打通了全國的經濟網絡，更可貴的是，開拓好了橡膠、錫、木材以及石油在歐美的市場。

《馬來西亞史》評論說:馬來西亞繼承了一種東南亞國家都羨慕的出口型經濟，在馬來西亞獨立后，獨立政府同意延續這種經濟結構。

這也是無奈之舉，馬來政府曾經在1958年雄心勃勃發布了‘先導工業法令’，意圖實現進口替代型工業化，但由于馬來國內市場狹小，本地工業，特別是重化工業無法靠自己完成資本積累，反而影響了對出口型產業的資本投入，最后不得不放棄。

當然了，馬來無法實施重資金、回報周期慢的重化工體系，也和馬來三族鼎力，數目不菲的蘇丹、邦國守舊貴族相互爭奪利益，無法形成合力有關，這里需要再次明確，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國家，各州具有較大的獨立性，還有數不清的、擁有特權的小邦主。

馬來西亞幾乎沒有進行的土地改革，也阻礙了他進行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

悖論：大與小，騎墻與一邊倒的地緣經濟學

馬來西亞等亞洲四小虎無法靠自身完成基礎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涉及到地緣經濟這樣一門顯學。

大有大的難處，落后的大國無法依靠一兩個分工產業（提供的工作崗位有限），像小國一樣，在人均財富方面實現短時間提升，但大也有大的好處，大國可以依靠龐大的市場和人口，自行積累原始資本，進行重化工和基礎工業化，雖然慢，但一旦到達突破點，不僅人均財富可以完爆小國家，更可以在科技、工業上達到NO.1的位置，甚至引領下一次工業革命，這些對于后發小國來說，望塵莫及，大國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當然，后發小國也未必沒機會在部分工業領域的實現全球領先，實現人均財富上的全球頂尖，但實現這個，除了有大意志，還要有地緣經濟的大智慧。

這個大智慧是什么，就是政治上的一邊倒，甘當全球超級大國的鷹犬，成為超級大國在某區域霸權的利益代言人，這樣在超級大國產業升級后，才愿意轉移給你中等技術，支援給你自身無法積累的寶貴工業資本。

日本初期背靠英國（對抗大清和俄羅斯）、后期背靠美國（對抗蘇聯和華夏），實現了百年崛起。

韓國也依靠處在對抗蘇聯和朝鮮的第一線，獲得了美國巨額的資本和技術轉移，實現了工業化。

這個支援力度有多大，給你舉個例子：

1945-1961年，美國對韓國的無償援助（包括工業品、資本和技術等）高達31億美元，不包括貸款；什么概念？1950年蘇聯對新中國，只援助3億美元，還只是無息貸款。

韓國李承晚和樸正熙政權，用這些無償美援和歐洲、日本的資本，在1970年前就建立了發達的出口型輕工業。

進入1970年代后半葉，美國和日本由于掌握了更先進的科技產業（半導體、IT信息、通信等），便將一部分重化工業，包括鋼鐵、化工、船舶、汽車以及中等技術轉移給韓國、灣灣等同盟國，韓國得以建立部分重化工業，成為韓國成功工業化和進入發達國家的關鍵密碼。

但馬來西亞既不是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對抗的前線，也沒有和美國建立好到盟友的關系（大馬選擇了騎墻戰略），更遠離當時的全球主要市場（歐洲和北美）的輻射圈，唯一的馬六甲航運優勢也被新加坡搶去了。

新加坡被驅除出大馬聯邦，是由于馬來人擔心加上新加坡，華夏人在大馬總人口的優勢超過了一半，這影響馬來主導大馬聯邦的戰略，但也因此失去了馬六甲航運的地緣經濟利益。

可以說，馬來西亞在20世紀后半葉，客觀原因加上大馬政府的決策，凸顯它們的地緣經濟優勢不明顯。

借力：跨國資本送我讓青云

不過幸運的是，進入197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得到高等技術，韓國、灣灣等這些美利堅盟友在得到部分重化工業以及中等技術轉移后，便把勞動密集型的組裝輕工業轉移到了馬來西亞、泰國等亞洲四小虎地區，這給馬來西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借著跨國資本帶來的組裝工廠、資本、低等技術以及歐美市場，馬來西亞開始布局自己的（組裝）輕工業。

當時的大馬總理馬哈蒂爾·穆罕默德提出“向東看”政策，敞開胸懷迎接全球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特別是來自日本的，于是三菱、夏普、豐田以及耐克、三星、大眾等跨國資本紛紛在馬來西亞西海岸建立代工廠、組裝廠。

一時，馬來西亞的經濟好風憑借力，增速上青云：并在1988-1996年達到了巔峰，年均增長8.47%，與當時的中國、韓國爭先；人均GDP在1996年達到了4798億美元，是泰國的1.6倍、印尼的4.2倍，越南的16倍，在東南亞大國中首屈一指。

在大好的形勢下，馬來西亞迅速從農業國向（輕）工業國轉型：

1990年，大馬制造業產值占GDP達到了44%，一個極高的水平，農業產值占比則從1970年的31%，降到19%。

在以雪蘭、馬六甲州為主的工業區，馬來西亞建立了自己的汽車工廠、電器廠、機械廠，椰子叢林中的大馬都市，一派欣欣向榮之象。

野望：第一世界工業國的愿景

在大馬激情沖刺的1991年，總理馬哈蒂爾雄心萬丈的提出了：馬來西亞2020愿景，即：在2020年，大馬GDP增長8-16倍，達到和發達國家一樣的工業水平，讓馬來西亞重獲第一世界的地位，如同歷史上三佛齊和馬六甲王朝，平衡于東方和西方，歐美和東亞，得到世人的尊崇。

為了完成發達工業國家的野望，馬哈蒂爾認為馬來西亞不能僅僅依靠出口型組裝輕工業，必須產業升級，配套提出了“多媒體超級走廊”，試圖探索出一條發展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業的進取之路，“多媒體超級走廊”戰略核心是：讓大馬成為“世界芯片生產中心”。

無奈：從衣服縫紉到半導體封裝的產業升級

但實事求是的講，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業作為歐美日韓的核心競爭力，是斷然不會轉移給外圍國家的，甚至他們內部還在爭奪。

1985年后，由于日本半導體領域和美國競爭激烈，半導體儲存器全球市場占有率一度高達50%，這惹怒了美國，通過對進入美國市場的日本半導體儲存器征收100%的反傾銷稅，對韓國三星只征收0.74%的反傾銷稅，把日本半導體儲存器打的推出了全球市場，韓國三星則趁勢崛起。

法國電信巨頭阿爾卡特被美國司法制裁，也是我們詳知的故事。

歐美日韓聯盟內部尚且打得頭破血流，大馬恐怕湯都沒得喝，而靠自己發展，又回到了馬來西亞發展基礎工業、重化工業的難題：一是國內市場狹窄，無法積累的起研發高科技產業需要的巨額資本，另一個則是馬來自身專業人才的嚴重欠缺。

大馬想要發展信息通訊和高科技產業，但馬來西亞的大學不能夠提供足夠的理工科技術人才，缺口嚴重；更糟糕的是，在嚴重欠缺高技術人才的狀況下，馬來西亞的高技術人才竟然還在外流。

正如我們上文所述，大馬政府對華夏人、印度人的“教育歧視”，高等學府給他們只留下極少的名額。這讓大馬的華夏學生在初高中時期就到美國、中國臺灣、中國大陸就讀，或考取他們的大學，畢業后直接留在了當地工作。

這個名額歧視到什么程度？在2018-2019馬來西亞大學預科班中，占人口近30%的華夏人，只得到了4.91%的名額，而馬來新文化運動的淺嘗輒止，導致大馬社會和學生，不熱衷技術崗位、技術專業。

歐美日韓不會轉移技術，自身無法負擔巨額研發成本，高端人才嚴重外流，最終導致馬來西亞的高科技產業升級取得了面子上的成功。

為什么說是成功了？因為大馬的確成了全球前幾的電子通信產品以及半導體芯片的出口國，2017年，從大馬進口的半導體芯片占中國進口總額的20.9%。

又為什么說是面子上的，因為這些大馬的半導體芯片，都是英特爾、AMD的封裝廠出口的，大馬只是做高科技產品的組裝，而不是自己的技術和品牌。

從衣服、電器組裝、到半導體芯片封裝，逼格高了，但內核沒變。

夢斷：97亞洲金融風暴的重擊

大馬的產業升級之路換湯不換藥，同時組裝+代工的比較優勢卻在慢慢消失，因為東亞華夏國的比較優勢正在崛起，跨國資本逐利而遷移，而一場金融風暴，更給突飛猛進的馬來西亞劃上了休止符。

由于不掌握核心技術，國內資本過于弱小，馬來西亞的出口型輕工業高度依賴外資，國內高消費又上來了，進口增多，馬來西亞出口創造的美元量逐漸不能支撐進口所需的美元，在大馬貨幣吉特和美元的供需上，美元是供不應求，這就給華爾街金融資本提供了狙擊良機。

索羅斯一番騷操作，亞洲小虎紛紛中槍，股價暴跌、貨幣貶值，雖然馬哈蒂爾拒絕大馬國貨幣大幅貶值，拒絕IMF的援助（趁機抄底優良資產），并對國內資本管制，大體穩住了態勢，沒有像泰國一樣，被西方資本吃了個精光，但大馬也因此讓西方資本不滿，大馬的高速增長時代結束了。

大馬想要重歸第一世界工業國的夢，也醒了。

此后，馬來西亞、泰國、墨西哥、智利等靠出口型輕工業崛起的國家，紛紛陷入低增長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怪圈，被經濟學家研究至今。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診斷出了不民主、政府腐敗、人種不勤勞、文化沒有技術基因等種種病癥，但對于馬來西亞這樣的后發國家來說，它的第一世界工業國夢斷沉沙，主要還是以下幾個原因。

1. 國內市場狹小，無法靠完成基礎工業化、重化工業，也無法承擔得起向高科技轉型的巨額研發成本。

2. 處于地緣經濟圈的外圍，既不是歐美日韓同盟圈的小伙伴，無法得到先發工業國的資本援助和中高技術轉移，也不靠近主要需求大市場，靠距離優勢，獲得產業鏈的輻射。

1980年，馬來西亞人均GDP為1774美元，比韓國的1704美元還高，但隨后，韓國靠著部分美日轉移的重化工業以及高科技業，將馬來遠遠甩在的后邊，到2018年，人均已是馬來西亞的三倍。

3. 馬來西亞的馬來人至上政治，導致華夏人、印度人等人才不得其用，大量流失；穆斯林新文化運動的淺嘗輒止，導致馬來人沒有對技術、生產力的渴求；而靠著老天爺賞賜的錫礦、石油，靠著豐富的橡膠、椰子，也可以活的很舒服，心氣弱了，馬來西亞在工業化能夠到達的上限，被大大消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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